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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特色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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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氛围浓厚的北京大学，宋兆麟丝毫不敢懈怠，更加勤奋地学习。翦伯赞先生讲的汉代史、邓广铭先生讲的宋史、夏鼐先生讲的考古学通论、苏秉琦先生讲的中国文明起源、宿白先生讲的佛教艺术等课程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到了大二，该分专业了，他想学考古，又担心自己色弱，不适合考古专业。他咨询了尹达先生，尹达告诉他，只要不学艺术考古，问题就不大。尹达建议宋兆麟学习史前考古，并将其与民族志相结合。分到考古学专业后，宋兆麟就按照这个思路，主要选修与原始社会史、民族志相关的课程。著名社会学家、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林耀华在给他们讲授原始社会史课程时，大量运用民族学资料，深深吸引了宋兆麟。从此，他爱上了民族学。

如何搜集民族文物？前人并没有留下多少可以借鉴的经验。在民族学领域，鲜有学者把物质文化或者民族文物纳入研究范围。在文博领域，虽然有少数人关注民族文物，但是因其市场价值不高，也未引起足够重视。宋兆麟坚持深入边疆民族地区，观察各民族的物质文化形态，参考各种民族调查报告及相关文献，拟定了一个民族文物搜集提纲，内容涉及生产工具和设备、手工业工具、衣食住行、礼俗、科学文化、宗教信仰等。按照这个思路，他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搜集了大量民族文物。

1961年10月，宋兆麟告别即将临盆的妻子，毅然奔赴内蒙古，调查阿里河的鄂伦春族。那里地处大兴安岭西麓，冬季气温常处于零下40多摄氏度。有一次暴雪封路，车辆停运，他在转运站滞留了十天，与十几个老乡挤在一个大火炕上c7电子娱乐游戏，粮食吃光了，只能吃豆饼充饥。为了了解鄂伦春人的生活，他与猎人一起去林场狩猎，一起在野外吃混着兽毛、带着血丝的兽肉。夜晚露营，寒风刺骨，他睡在篝火旁边，身下垫着马鞍，上面盖着皮衣，依然不时被冻醒。那段日子虽然辛苦，但他真正走进了鄂伦春人的生活，眼界大开，搜集到了近千件文物。待到第二年春天回家时，他的女儿已经出生了。

从大兴安岭返京几个月后，宋兆麟又带着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文物征集组到云南西双版纳调研。当时，西双版纳医疗条件落后，恶性疟疾和麻风病时有发生。他在当地做民族调查，与麻风病患者多有接触，好在并没有被传染上。在西双版纳，宋兆麟与同事搜集到傣族、哈尼族、布朗族、佤族、基诺族等民族的文物10000多件。西双版纳天气炎热，几乎天天下雨。工作之余，他常和同事们到澜沧江边，或休憩，或游泳。凭借考古专业的敏感，宋兆麟在江边的断崖上发现了陶器、石器等远古人类居住的文化遗存。

1963年，宋兆麟到云南宁蒗彝族自治县进行文物征集工作。地处小凉山腹地的沙力坪村，是一个彝族的聚居地。宋兆麟吃住在村庄，和当地人一样，每天三顿饭都靠半生不熟的烤土豆充饥。完成工作任务后，他准备返回丽江，但没有车可坐，就决定步行。第二天，天还没亮，宋兆麟就带着一盒米饭出发了，途中两次走错路，走了两天才到丽江。回忆那次步行山路的经历，宋兆麟说，返程不久就步入山林中，林中百鸟齐鸣，山风呼啸，让他恐惧得连头发都竖起来了。现在已是著名旅游目的地的泸沽湖，当时还是一片鲜为人知的神秘地域。泸沽湖西岸就是今天的宁蒗县永宁镇，宋兆麟详细调查了永宁纳西族的母系社会家庭和走婚制度，搜集了3000多件文物，用了40匹骡子将其驮出山区，辗转运回北京。

为了进一步了解泸沽湖地区的走婚习俗和母系社会，1981年3月，宋兆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严汝娴、刘尧汉夫妇在马帮向导的带领下，从丽江出发奔赴四川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的俄亚大村开展调查。俄亚大村位于泸沽湖东南的大药山西边，那时有100多户人家、1000多人，在人烟稀少的当地被称为“大村”。群山怀抱中的俄亚大村，交通闭塞，历史上依赖马帮运输。宋兆麟此行翻越了平均海拔4000米的大药山，途中不时穿过云杉、冷杉组成的林海，常常在悬崖边狭窄的小路上艰难行走。大多数路山势陡峭不说c7电子娱乐游戏，还不时有落石滚下，各种野生动物时隐时现。在一处山路上，突然出现一只豹子，走在前面的头马受到惊吓，失蹄摔下了山崖。宋兆麟就走在旁边，所幸没事。2003年，宋兆麟第七次奔赴泸沽湖进行民族调查，又一次踏上了艰难的旅途。七次调查，他走遍了泸沽湖周围36个村落，对走婚制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

海南黎族被认为是古代百越族的后裔，保留了不少原始文化。从1992年开始，宋兆麟连续五年到海南开展黎族调查，每年去两个月，走访了25个黎族村寨，调查了五个黎族支系。2001年3月，宋兆麟第六次去海南调查黎族。在通什市(今五指山市)毛道乡的毛道河边考察黎族葫芦舟渡河，此时已年过花甲的他，在河边奔跑着追踪拍照，不慎滑倒，导致右腿股骨头损伤，在医院治疗近一个月才回到北京。

乘舟渡河、骑马赶路、徒步跋涉、野外露营……数十年来，对于宋兆麟来说，这些都是家常便饭。谈起野外生存经验，他头头是道：夏季在野外露营，蚊虫肆虐，一旦防范不当，人和牲畜都会有性命之忧，需要不断地燃起篝火熏蚊子，还要佩戴防蚊面具；冬季露营，必须保持篝火旺盛，既可以御寒，也可以防范野兽袭击；在山区行走，既要提防蛇虫出没，也要小心泥石流……

路途虽然艰辛，但当时的民族文物留存相对较多，搜集起来也容易一些，可谓苦中有乐。时过境迁，如今，民族文物越来越稀少，宋兆麟早年工作的价值日益凸显。1962年，他在西双版纳进行傣族民族调查时，请当地傣族知识分子抄录了当地文物室的基本文献，后来当地文物室的文献尽毁，这些手抄本成了文物。有一年，西双版纳筹办傣族文物展，苦于文物不足，宋兆麟又押运当年搜集到的傣族文物重返西双版纳。

宋兆麟的民族调查，既有重点调查，也有专题调查。在大兴安岭、西双版纳、泸沽湖等地，他一扎就是几个月甚至一年，有的地区反复去过多次，并有专著问世，这属于重点调查。他对于广西左江崖画、岭东南三族风俗、水族石墓等的调查，驻扎时间相对较短，只写调查报告或学术论文，属于专题调查。除此之外，为了扩大视野、增加感性认识，他还到黑龙江、新疆、西藏、江苏、浙江等地调查，这些调查成为他做比较研究的重要积累。

在民族调查中，宋兆麟坚持每天拍摄照片，写调查笔记。几十年后，他重访当年调查过的村落，往往会发现当地的风俗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少文化现象甚至已经湮灭。依据自己当年的这些调查笔记和老照片，他写出了《边疆民族考察记》，保留了珍贵的历史记忆。根据自己的调查记录，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宋兆麟还撰写了一系列专著，如写鄂伦春族的《最后的捕猎者》，写纳西族摩梭人的《走婚：女儿国亲历记》《伙婚与走婚：金沙江奇俗》《永宁纳西族母系制》《泸沽湖的诉说——男子走婚和母系家庭》，写普米族的《泸沽湖畔的普米人》以及写川西南藏族纳木依人的《寻根之路：一种神秘巫图的发现》等。

民族考古既包括对我国古代边疆地区的民族进行考古研究，如吴越考古、匈奴考古、滇文化考古、南诏考古、辽金考古等，也包括不同民族间的考古比较研究。前者是我国传统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队伍大、人员多，成就卓著。后者虽经王国维、蔡元培、郭沫若、李济、林惠祥等前辈学者提倡，但从事该项工作的人并不多。宋兆麟既做过古代边疆地区的民族考古研究，如景洪新石器时代考古、泸沽湖新石器时代考古、博什瓦黑南诏石刻考古，也做考古比较研究，而且将比较研究作为重点。

宋兆麟的比较研究是从器物学开始的，他善于利用民族地区保留的渔猎工具、农具、纺织工具去阐释、复原考古发现的各种器物。例如，山西许家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许多石球c7电子娱乐游戏，这些石球是干什么用的？宋兆麟认为，这些考古发现的石球与绳索、皮兜共同组成了当时的一种狩猎工具——流星索，其与西南民族地区现在保留的飞石索类似。他先发表了《投石器和流星索——远古狩猎技术的重要革命》一文，后又将其写入《中国原始社会史》一书。他指出，无论在河姆渡文化遗址还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不少石球，说明流星索仍然为人们所应用，只是石球小型化了，这从侧面反映出其他狩猎方法的增加和大型猎物的减少。对于史前遗址出土的大量弹丸，他提出，这意味着弹弓十分流行。这种弹弓与一般弓相似，但以竹、藤为弦，中央有一个兜，可置一至三枚弹丸，供射鸟使用。云南傣、佤、布朗、拉祜等民族都有这种弹弓。辅以为证的，正是他从云南搜集到的弹弓。

史前社会，距今久远，研究难度很大。宋兆麟将考古资料与自己调查来的民族学资料相结合，为史前史研究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他说：“考古学资料是史前研究的基本资料，它能展示史前社会的骨骼系统，能提供一个确实可靠的历史坐标，但是历史是具体的，是有血有肉的，这样仅仅依靠考古学的‘死化石’就不适应了，必须求助于‘活化石’——民间文化资料，也就是搜集民族学和民俗学的资料。”比如，洪水神话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宋兆麟发现，在中国的洪水神话中，葫芦占有极特殊的地位。在水族传说中，远古时代洪水滔天，很多人都被淹死了，唯有拾雷公斧的兄妹坐在葫芦内活了下来，白胡子老人劝兄妹结婚，才有了水族。布依族古歌谣唱道：“洪水滔天心不惊，园里摘下大葫芦，挖个洞洞掏心心。赛胡细妹手牵手c7电子娱乐游戏，葫芦里面来藏身。”此外，黎族、侗族、傣族等也有类似的传说。这说明在洪水中利用葫芦求生是一种普遍现象，葫芦是远古时代重要的救生工具。他运用考古资料与民族学资料相结合的方法，撰写了《原始社会》《中国原始社会史》《原始社会风俗》等著作，受到学界的好评。

节日涉及民俗的方方面面，是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宋兆麟撰写了《中国传统节日》《中国二十四节气》两本著作。他的民俗研究，并不局限于民俗学本身，而是将自己毕生钻研的考古学、民族学融入其中c7电子娱乐游戏，别具一格。进入21世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越来越受到各界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等工作随之展开，宋兆麟受邀担任文化部(今文旅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参与编写《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参加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等工作。

宋兆麟一生从事民族文物征集、研究，在博物馆从事文物鉴定、陈列、研究工作，深知文物的价值所在。退休后，他自己也搞起了文物收藏c7电子娱乐游戏，并形成了一系列专题收藏。他针对藏品开展研究，出版了《古代唐卡遗珍》《辽代插图本楷书〈金刚经〉》《辽代绣画》《古乐撷英——我所收藏的乐器》等专著。与文物打了一辈子交道，他把自己的经验、体会和方法以及各种有趣的故事汇集起来，出版了《民族文物通论》《中国民族民俗文物辞典》《古代器物溯源》等著作。

【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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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民族事务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区各地各部门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精神，将民族事务深度融入社会综合治理大格局，从“党建引领”、“依法治理”、“宣传教育”、“互嵌融合”、“矛盾化解”、“数字治理”6个方面选树了一批基层民族事务治理样板。即日起，自治区民委将开设“石榴花开·治理有方”专栏，持续推出各地各部门经验做法，营造“学有榜样、行有示范、赶有目标”的浓厚氛围，推进我区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积极构建“政法牵头、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法治保障机制，推动公检法司协同发力、司法服务全面下沉，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筑牢法治根基。县委政法委坚持牵头抓总、统筹协调，将民族工作融入维护社会稳定等各项工作中，全年实现涉民族因素案事件“零发生”。县法院探索“公平正义+融入治理”路径，将民族团结理念贯穿审判执行全过程，实现“法官进社区”全覆盖。县检察院推进“监督+服务”检护民生行动，依托12309检察服务中心，聚焦农民工权益保障，高效办理劳务合同纠纷支持起诉案件，切实解决农民工“烦薪事”。县司法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符合民族地区特点的纠纷化解路径，完善人民调解员制度和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机制，设立“法院+工会+N”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室，推动多部门协同联动，切实维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此外，推行“温情调解”工作法，打造“石榴籽调解室”、“石榴籽志愿服务队”等基层治理品牌，聘请熟悉各民族风俗习惯、群众威信高的老党员、老干部担任特邀调解员，以“一杯茶暖人心、两句话透事理、三步行化纷争”的方式，实现法理情融合，有力有温度地化解矛盾纠纷。今年以来，依托“沙枣花”、“磴伙计”、“银发帮帮团”等10余支志愿服务队伍，开展文化宣传、普法教育、防诈骗宣传、健康义诊、矛盾排查调处等志愿服务60余场次，全县基层各类信访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7%，基层治理效能显著提升，民族团结基础更加牢固。

聚焦网格优化和队伍建设，健全完善“党小组＋网格员＋楼栋(联户)长”铁三角基层微治理体系，党小组发挥政治引领和组织协调作用，网格员负责信息收集和问题排查，楼栋长密切联系群众，三者协同配合、优势互补，深入嘎查社区，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主动开展惠民便民服务，积极调解矛盾纠纷，增进邻里和睦，形成协同高效的基层治理合力。目前，全县共划分网格303个，配备网格员431人，设置联户长1657人，覆盖居民35971户，实现“网中有格、格中有人、人人有责”。充分发挥社区“两委”、矛盾调解、理论宣传、志愿服务四支队伍作用，积极培育“法律明白人”。持续完善“三定三包”服务机制，1651名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为残疾人、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提供“贴心微服务”，办结养老、医保等高频民生事项540余件；全县嘎查村近240名“两委”干部联合驻村工作队，上门帮扶脱贫户、监测户等重点群体，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526件，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民族团结更有保障。

推动文旅体产业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中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基层民族事务治理效能。连续举办“同心杯”蒙古马“村超”联赛、那达慕大会、民间龙舟赛、全国热气球挑战赛、全民健康跑、自行车骑游、生态徒步行等文体活动，吸引10.2万各族游客互动参与，奏响民族团结进步强音。开发3条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题研学路线，升级5个展馆，创新打造“磴口模式”元宵节、华莱士嘉年华、纳林湖渔火节等节庆品牌，借助《向往的生活》节目录制提升知名度，广泛传播各民族共生共融的文化。举办3000余人参加的健步走、200余人参加的自行车骑游活动；纳林湖“观湖上日出”项目吸引2000余名外地游客；“渡·阴山”非遗线路日带动周边加油站汽油销量同比增长8.7%，全县酒店民宿入住率达98%以上，文旅消费有效带动餐饮、住宿等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形成“活动聚人、产业兴村”的基层民族事务治理新模式。

县民委切实发挥牵头抓总作用，组织包联单位深入农村牧区、社区网格、宗教活动场所等一线，通过专题宣讲、发放资料、现场答疑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举办“维护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磴口”等主题宣传活动，不断巩固全县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注重以文化人，打造非遗工坊集群，组建“科泊尔民歌”文艺志愿服务队，开设“红石榴讲堂”，推动文化演出与政策宣传常态化，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增进了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此外，积极推行“村集体+企业+农牧户”的产业发展模式，着力打造特色旅游区和民族餐饮品牌，带动农牧民户均年增收8000元以上；建成160万千瓦光伏电站项目，不仅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更实现了“沙漠生金”的绿色蝶变，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民族团结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

从司法惠民的“连心桥”到网格聚力的“幸福网”，从文旅赋能的“同心圆”到思想夯基的“新图景”，磴口县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民族事务治理深度融入社会治理各领域、全过程，系统构建起法治保障、网格治理、文化浸润、产业带动、宣传引导“五位一体”的工作新格局。这一系列务实举措，以法治化引领治理现代化，不仅提升了民族事务治理的精细化、社会化水平，更在润物细无声中增进了团结、凝聚了共识，为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的“磴口实践”。

【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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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太平真君四年癸未岁七月廿五日，天子臣焘，使谒者仆射库六官、中书侍郎李敞、傅㝹，用骏足、一元大武、柔毛之牲，敢昭告于皇天之神：启辟之初，佑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c7电子娱乐游戏，聿来南迁。应受多福，光宅中原。惟祖惟父，拓定四边。庆流后胤，延及冲人，阐扬玄风，增构崇堂。剋揃凶丑，威暨四荒。幽人忘暇，稽首来王。始闻旧墟，爰在彼方。悠悠之怀c7电子娱乐游戏，希仰余光。王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瓞，时惟多祜。归以谢施，推以配天。子子孙孙，福禄永延。荐于皇皇帝天，皇皇后土。以皇祖先可寒配，皇妣先可敦配。尚飨！东作帅使念凿。

祝文内容与北魏史书《魏书·乌洛侯传》、《魏书·礼志》中的相关记载高度吻合。史载乌洛侯国遣使“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c7电子娱乐游戏，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c7电子娱乐游戏，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北魏摩崖石刻祝文的发现证实了嘎仙洞即为《魏书》所载的“旧墟石室”，解开了困扰史学界多年的拓跋鲜卑起源之谜，确认了其起源之地为大兴安岭北段。

“大鲜卑山”时期是拓跋鲜卑的起源阶段，主要以原始游猎经济为生，《魏书·序纪》记载，“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嘎仙洞文化层出土的打制石器、骨器、陶器等文物也佐证了这一点。大约在公元前200—前130年，六十七世首领拓跋毛“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拓跋鲜卑出现了部落联盟形态。约公元前一世纪末期，部落首领推寅率部众从嘎仙洞南迁到“大泽”(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境内的呼伦湖一带)，并逐渐从游猎经济转向游牧经济。扎赉诺尔古墓群、拉布达林墓群等出土的大量牛、马、羊骨，便是这一转变的实物证据。推寅之后，又经六世，到献帝拓跋邻时，部落联盟进一步发展，划分出纥骨氏、普氏、达奚氏等姓氏，其中纥骨氏源自高车，普氏出自匈奴，表明拓跋鲜卑在“大泽”时期已与匈奴、高车等部族接触、融合。此时的拓跋鲜卑，还受到匈奴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影响，开始使用铜刀、铁镞等器物，墓葬中出土的盘口陶罐、双耳陶壶带有浓郁的匈奴文化风格，展现出多元文化交融的初貌。

又经八世后，首领拓跋诘汾率领拓跋鲜卑走出呼伦贝尔大草原，经“九难八阻”，最终抵达今河套阴山地区。258年，拓跋诘汾之子拓跋力微率领鲜卑、匈奴、乌桓等20余万人迁至定襄郡盛乐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逐渐形成包括拓跋本部、东部鲜卑、乌桓、匈奴、丁零、柔然等四方诸部在内的部落联盟。同时，拓跋力微加强与曹魏政权联系，积极开展互市，学习汉文化。315年，拓跋猗卢建立代国，学习中原文化的典章制度，完善自身法律制度的建设。386年，拓跋珪复兴代国，并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398年c7电子娱乐游戏，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拓跋鲜卑的活动范围进一步南移，开始系统学习中原文化，效仿中原政治制度，迁人口、建宫庙、筑城池、修苑囿，劝课农桑，发展经济。

423年，拓跋焘继位后，北魏实力进一步增强，最终在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割据局面。443年，嫩江流域西岸的乌洛侯国派使臣到北魏朝贡，并上奏称乌洛侯国西北方向有魏先帝旧墟石室(即今嘎仙洞)。拓跋焘听后，立即派大臣李敞等人前往。李敞等人历时4个月，到达魏先帝旧墟石室，举行了盛大的祭祀天地和祖先的活动，并将祭文刻于洞内石壁上。471年，孝文帝拓跋宏继位。493年，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全面汉化改革——穿汉服、说汉话、改汉姓、与汉族通婚等。

在祭祀礼制上，祝文记载了北魏皇室以“骏足(马)、一元大武(牛)、柔毛(羊)”三牲祭祖，而《礼记》等典籍记载帝王祭祀社稷时有“牛、羊、豕”三牲，北魏皇帝祭祖把“马”牺牲纳入到祭品，说明其在模仿中原文化的宗庙牺牲制度的同时，体现出鲜明的游牧文化特色c7电子娱乐游戏，凸显出鲜卑文化与汉文化彼此兼容的礼制特点。西汉《汉书·郊祀志下》记载：“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谊一也”，意为以帝王配天及其他阳神，以皇后配地及其他阴神。而嘎仙洞祝文记载：“以皇祖先可寒配，皇妣先可敦配”，“可寒”(可汗)、“可敦”(可贺敦)为鲜卑语，意为皇帝、皇后，这说明北魏已熟知汉代以来形成的中原地区祭祀礼仪，并自觉应用到祭祖仪式中。

在族源认同上，拓跋鲜卑主动认同华夏族源。《魏书·序纪》记载：“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c7电子娱乐游戏，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将自身族源追溯至黄帝，展现出拓跋鲜卑融入华夏的自觉与认同c7电子娱乐游戏，这也成为“华夷”走向一体的重要动力。

从大兴安岭的石室出发，至洛阳的庙堂c7电子娱乐游戏，拓跋鲜卑的迁徙发展历程是中华民族形成史的一个缩影。这条从大兴安岭到中原大地的融合之路，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并非静止不变、单一纯粹，而是充满活力、动态发展且多元一体的，是各族儿女共同守护的共有精神家园。(作者单位：李士珍，内蒙古农业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张玲玲，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 理论研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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